畫家蔣兆和，攝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
蔣代明出生于1953年。那一年，他們家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自然是他的出生。當時，他的父親蔣兆和已年近半百，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也是國畫人物寫生的代表人物。父親為他起名“代明”，以示對未來的期許。
第二件大事，是蔣兆和的名作《流民圖》失而復得。抗戰期間，這幅高2米、長27米的水墨人物畫被日方強行扣押，之后下落不明。“這幅長卷刻畫了100多個抗日戰爭中的難民形象，記錄下日本侵略者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蔣代明對《環球人物》記者說，“盡管最后只找到半幅，也讓我們全家和關注這幅畫的人都十分驚喜。”
當時，上海文化局和華東文聯所在地恰是戰時一家日本銀行的小樓，工作人員在清理地下室時發現一卷霉爛不堪的東西，打開一看竟是半幅《流民圖》。畫卷破損嚴重，經過半年才修整完成。
拿回畫卷的蔣兆和喜不自勝，想著請恩師徐悲鴻稍閑時來看原作。然而，就在這一年的9月26日，徐悲鴻去世了。聽到消息后，蔣兆和泣不成聲。那一晚，蔣兆和回想起自己半個世紀的繪畫生涯、戰火中的創作歲月，說：“要堅持扎根在民眾中，絕不辜負恩師悲鴻的囑托。”
奔赴前線繪下將軍畫像
現在不少年輕人知道蔣兆和，都緣于網絡上流傳甚廣的杜甫像、李時珍像、李白像等。事實上，這些都是蔣兆和晚年的作品。
“我父親有個特點，一動情臉就紅了，鼻頭紅了，眼圈也紅了，只要他一紅就是要說什么話了。”在蔣代明的記憶里，父親晚年追憶往昔，講到年少離家的無可奈何，抗戰歲月的顛沛流離，以及與徐悲鴻、齊白石等良師益友的交往，總會有“變紅”的時刻。
1904年，蔣兆和生于四川瀘州一個家道中落的書香門第。“父親從小就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我爺爺對他的要求也很嚴格，《芥子園》每一頁都得背下來，中國畫的根基也在那時候打下了。”蔣代明說。少年時，蔣兆和挑起家中重擔，13歲那年就靠為照相館繪制布景掙到了第一筆“工資”。
為謀求更多出路，16歲那年，蔣兆和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江輪。“父親常對我講當時的上海，就是他心中全世界最繁華的地方。”蔣代明回憶，“但也是在那里，初出茅廬的他飽嘗生活艱辛，睡過街頭、忍饑挨餓，一邊到處找打工，一邊自學圖案、素描、油畫和雕塑。”那段在街頭奔波的經歷，使蔣兆和體會到底層生活的艱辛：烈日下的黃包車夫、勞動中的碼頭工人、饑腸轆轆的流浪兒童……這些人逐漸成為他畫作中的主角。
1927年，蔣兆和經商人黃震之引薦，結識了剛從法國留學歸來的徐悲鴻。兩人一見如故，蔣兆和富有東方技法的人物素描給徐悲鴻留下深刻印象。“像你這樣從真人寫生出發的，在中國還很少見。”徐悲鴻說，“畫家要到民眾中去，為人生而藝術。”
“徐先生比我父親大9歲。他愛才如命，讓父親住在他家里蔣兆學畫，也時常跟我父親講自己的苦難經歷。”蔣代明說。
在徐悲鴻的鼓勵下，蔣兆和相繼創作了《苦役》《慰》《江邊——黃包車夫的家庭》等作品，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雛形，并在上海美術界引起關注。后經徐悲鴻舉薦，蔣兆和被聘為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的圖案助教。
為我難胞描其境象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突襲上海閘北，駐扎守滬的十九路軍迅速反擊，上海全市軍民都奮起抵抗。當時，正在上海藝術專科學校任教的蔣兆和積極參加到十九路軍組織的戰時隨軍宣傳隊中，用炭筆速寫畫出為國而戰的人們。他曾回憶：“要趕緊畫出宣傳畫，畫出鐵拳，畫出端著槍的戰士和疾呼的母親，要盡快貼在大街上。”
為了鼓舞士氣，十九路軍急需軍長肖像畫。蔣兆和主動請纓隨將軍副官前往滬西南翔前線，為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繪制肖像。時間緊迫，蔣兆和以最快速度完成兩幅油畫像，十九路軍立刻印刷數萬張，廣為散發、張貼，大大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戰信心。
蔣兆和為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左）、軍長蔡廷鍇繪制油畫肖像，鼓舞人民抗戰。
蔣兆和也因此對自己的創作使命有了更深的認知：藝術家的筆，與家國命運緊密相連；畫家的眼，不僅要有慈悲，更要有堅毅與赤誠。
一·二八事變后，蔣兆和又過起了失業與流浪的生活，輾轉于上海、南京、北平、瀘州、重慶之間，最終于1937年4月回到北平定居。他如此形容那段時光：“自己為生活而經常流浪街頭巷尾，與那些逃難的、討飯的、拖兒帶女垂死掙扎的人們接觸極多，深感到祖國人民所受的恥辱及他們顛沛流離的貧困生涯，民族的災難、人民的痛苦，無時無刻不在激發我這個中國藝術家的良心和勇氣。”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平淪陷后的一個雨夜，曾協助蔣兆和籌辦畫展的中學生李文來向蔣兆和告別——他將秘密隨中共地下黨組織奔赴抗戰前線。“蔣先生，如果將來我在戰場上還能生還，我們再見面。如果不能，說明我盡到了一個中國人的責任。”
蔣兆和深受觸動，用30分鐘畫下李文肖像，并鄭重地在畫作右上角題寫下：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李文奔赴前線，蔣兆和也以筆為矛，用自己的方式抗戰。他創作《無題》《小子賣苦茶》《戰后余生——轟炸以后》等作品，將淪陷區人民所受迫害用繪畫表達出來。“這些作品好像是一首主題性交響樂的序曲，我時刻在思索著如何畫出一幅集中表現淪陷區人民遭受日寇燒殺擄掠的歷史畫長卷，由之產生了創作《流民圖》的強烈愿望。”蔣兆和說。
他說：“思欲以素楮百幅，禿管一枝，為我難胞描其境象。”
1940年，蔣兆和開始集中精力構思《流民圖》。大轟炸中流離失所的人，沿街乞討的孩子，殘垣斷壁下的尸骨……一幕幕觸目驚心的場景在他腦海里回放。1942年春，為了搜集更多素材，他又前往南京、上海等地，一邊替人畫像，一邊籌集資金，白天在街邊觀察、記錄，晚上回到住處再默畫出來。
60多天的風雨兼程后，蔣兆和回到北平，開始創作《流民圖》。
北平人共同完成的展覽
《流民圖》是一幅群像，而它的制作過程也是一幅愛國群像。搜集來的素材只能畫出輪廓，人物細節還需要參照模特仔細刻畫。于是，蔣兆和的學生、同事們紛紛出動為他找模特、當模特，甚至幫他借來毛驢作背景。
隨著參加創作的人越來越多，蔣兆和畫《流民圖》的消息不脛而走，日偽特務找上了門。蔣兆和不得不將有轟炸場景的畫稿藏在箱子里，再把大畫分割成看不出關聯的單張，畫完了就疊起來。1943年9月，蔣兆和將所有單張畫用大頭釘拼接起來，一直拼到院子里，這才第一次看到了完整的《流民圖》。他不敢細看太久，天微微暗就卷起圖直奔和平門外的琉璃廠，準備請師傅托裱。
師傅們接到這幅畫卷后十分震驚，看到中間描繪大轟炸的場景時更對蔣兆和肅然起敬：“這讓日本人看到可不得了啊！”盡管如此，沒有一個人拒絕這個“危險”的工作，而是集體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在街頭冰冷的石臺階上，小心翼翼地秘密托裱《流民圖》，連續干了好幾天。
1943年10月29日，《流民圖》終于在北平太廟展出。畫前擺著一排黃白相間的菊花，沒有剪彩、沒有致辭，蔣兆和站在大殿門口，向每一位觀眾鞠躬。然而，不到一天時間，這場展覽就在日本憲兵的勒令威脅下被禁。《流民圖》被收起來時，一名中國警察走向蔣兆和，沉默不語，只是恭敬地敬了一個禮。
1944年，蔣兆和受朋友邀請參加救助失學兒童的義賣畫展，又帶著《流民圖》前往上海法租界展覽，引起巨大轟動。展后，日本人通過各種手段強行“借”走畫作，從此杳無音信近9年。
蔣兆和所作《流民圖》局部。
《流民圖》遺失后的第五年，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那一天，蔣兆和身在歡慶游行的隊伍中，望著天安門，扛著一面大紅旗，走在北平藝專隊伍的最前面。回家后，他立馬著手創作又一幅大型畫——高近3米、寬1.32米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畫中，他將工農大眾的形象繪制得如此挺拔，像高聳的山峰一樣舉起了鮮艷的五星紅旗。這也是第一次，蔣兆和筆下的天空不再是灰色的，而是遍布彩霞。
“父親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幅畫里，第一次畫了和平鴿，告誡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為國犧牲的先烈們，要珍愛來之不易的和平。”蔣代明說。
1986年，蔣兆和因氣胸被送進北京協和醫院搶救。那年4月，一代大師與世長辭。
36年后，蔣代明為父親編著了一本厚厚的傳記《百年巨匠·蔣兆和》。全書最后，他選擇以父親的一段話收尾，也是父親一生追求的寫照：
惟我之所以崇信者，為天地之中心，萬物之生靈，浩然之氣，自然之理，光明之真，仁人之愛，熱烈之情。
我的精神，仍是永遠地埋藏于這個藝術的園里。
責任編輯：邱小宸蔣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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