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谷應魁在大連的家中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馮群星/攝）
8月中旬，《環球人物》記者一行來到了谷應魁老人的家中。他98歲了，身體狀態還不錯，只是腿腳不太利落，走路要拄拐杖。他特意囑咐老伴兒出門迎接我們，自己笑瞇瞇地坐在客廳等。
如果為谷應魁的人生劃定幾個分水嶺，1944年4月參軍要算一個。之前，他是學徒、農民，沒有出過家鄉江蘇淮陰的縣城；之后，他成為軍人，一路南征北戰，最遠到過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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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谷應魁（左四）率領部隊參加實戰訓練。
離休后，谷應魁在大連定居。他第一次來東北正是1945年，“從江蘇出發，走了3個多月”。日本已經投降，可部隊抵達之初，老百姓心里沒底，也害怕。許多大姑娘剃光頭、穿男裝，生怕來者又像日軍一樣，把她們擄去糟蹋。
采訪全程，戎馬一生的谷應魁始終冷靜克制，這里是他為數不多情緒波動的時刻：“日本鬼子占領東北14年，把老百姓禍害成了什么樣？抗戰都勝利了，老百姓還心有余悸……”
“要當就當新四軍”
決定追隨新四軍時，谷應魁差兩個月才滿17歲。分別前，母親沒說太多話，只是在他的午飯里加了一個雞蛋——那是家里一年到頭難以見到的金貴食物。“兄弟姐妹、鄰里鄉親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只有母親一個人知道。”
嚴格保密，是怕家人和鄉親們受牽連。為遏制抗日力量，日偽政權于1943年強推保甲制度，“一戶犯法、十戶同罪”——那一年，在江蘇東部的南通，一夜間就有53名村民被活埋。谷家所在的村子也有保長監視，就連有人出趟村，保長都要上門盤問，“寧可錯殺千人，也不放過一個”。
一個半大少年，愿意冒著生命危險去當兵，既是出于國仇家恨，也是因為家里貧困、難以維生。谷應魁的父親早逝，母親一人拉扯全家，他12歲就到鎮上的飯店當學徒。冬天寒冷，家里買不起棉被，他每晚湊在灶膛前，靠著灶火的余溫取暖。本想著能幫母親減輕負擔，可當時的學徒相當于老板家的長工，包吃包住已是“恩賜”，他干了三年，沒有拿到一分錢。
回到家，谷應魁聽說，當兵能打日本鬼子，還能吃上“大鍋飯”。江蘇淪陷后，流氓、土匪、漢奸到處活動，來來往往的軍隊中，新四軍的軍紀最好，不騷擾群眾，還幫忙干活。所以，谷應魁目標明確，“要當就當新四軍”。
通過地下黨員的秘密聯絡，谷應魁找到了新四軍的大部隊，并被編入游擊隊。全隊40多人，主要在淮陰、泗陽的交界處活動。到底是年紀小，第一次夜里站崗，谷應魁聽著田間“撲通撲通”的響聲，緊張得心臟亂跳。“那里槍斃過壞蛋，我怕有古怪。后來才發現，是青蛙跳進水里。”
黨的教育、部隊的鍛煉，潤物細無聲地作用在少年身上。半個月后第二次站崗，谷應魁沒那么緊張了。就在這一晚，大隊部的文書楊繼文找到了谷應魁。
“出來打仗，你怕不怕？”
“不怕，不打完鬼子不回家。”
“決心這么大？”
“來就是打鬼子，鬼子不消滅，不能回家。”
聽到谷應魁的回答，楊繼文掏出一本介紹共產黨的“小書”。不久后，谷應魁提交了入黨申請書，成為一名地下黨員。
班長！班長！
“我參加抗戰的時間晚，沒打什么大仗，主要是襲擾敵人，破壞交通線和沿線據點，不能讓他們太太平平的。”談起一年半的抗戰經歷，谷應魁總結得很“輕”。
日軍和偽軍裝備精良，為了避其火力，游擊隊大多通過交通溝行動。“當時有歌謠：交通溝，好處多，雨水大，流成河。”對于挖溝，谷應魁的印象最深：“村莊跟村莊之間都是交通溝連接，溝兩邊種上高稈作物，長起來比人都高。我們在溝里跑，天上的日軍飛機看不見也打不著。”
這樣的交通溝，可以一直通到日偽軍的炮樓附近，從而阻斷其外聯通道，形成圍困之勢。平原上地勢開闊，挖溝的游擊隊沒有掩體，就用曬糧食的曬簸擋在頭頂，蓋上濕棉被、濕麥稈，敵人的槍打不透。谷應魁說，離得近了，雙方講話都能聽見，游擊隊不僅放槍，也攻心，對偽軍喊：“家鄉挺好的，你們趕快回來吧！不要再為日本人賣命了！”
還有一首歌謠，谷應魁的印象也很深：“小狗小狗你別叫，你給漢奸發電報。”狗能看家，蘇北莊戶人家養狗很常見。可游擊隊夜里行動時，小狗們一叫，容易暴露隊伍行蹤。為了保護游擊隊，很多村民忍痛送走或者打死小狗。到最后，全村一條狗都不剩。
游擊隊和群眾把小狗放到敵軍堡壘外的壕溝里，形成“臭狗陣”，借由腐爛的氣味和污染的水源迫敵投降。作為本地人，谷應魁了解鄉親們對狗的感情，更加念念不忘他們的支持：“我們為什么能站住腳？主要是依靠群眾。”
襲擾的過程中，游擊隊不時與日本鬼子短兵相接。其中一次發生在1944年夏天，谷應魁剛參軍兩三個月的時候。
那天上午，游擊隊連打三場“小仗”，打到第四仗時，遭遇了埋伏的日軍。一時間，戰場上槍聲大作。班長中槍了，谷應魁扶著他連滾帶爬地往前跑。到了一處小墳頭后面，兩人實在跑不動了，看見副大隊長倪興撤了過來。
“副大隊長說，小谷，班長已經負了重傷，保不住了，你快跑，我掩護你！他邊說邊舉槍回擊，手一伸出去就被打中了。我只能接著往北跑，再回頭看時，發現副大隊長把槍往身上一背，往西北方向去了。”
谷應魁往北跑出幾十米，跳進了地瓜壟邊的交通溝，又順溝跑進附近村莊的土地廟，得以脫險。“從那以后，我跟副大隊長再也沒見過面。他也是黨員，實際上是他把我救了。”
“但是班長犧牲了，班長犧牲了。最后我沒有辦法，只能把班長放下。”采訪中唯一一次，谷應魁的聲音劇烈顫抖起來。“我再講講班長。他姓蔣，年紀不大，也是淮陰人，要是旁邊有個溝，也許還能把他救回來……”
81年前的槍聲如在耳畔，老人的眼淚奪眶而出。
“絕地中的堅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可谷應魁無暇慶祝——他參加的淮陰攻堅戰正處在關鍵的準備時期。9月初，號稱“固若金湯”的淮陰被攻破，日偽軍6年7個月的統治結束了。從此，谷應魁離開家鄉，跟著部隊“一直走路、一直打仗”。他的軍銜一直在變化，從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師長到某訓練基地司令員，“一點一點地實戰出來”。
在谷應魁的講述里，最濃墨重彩的始終不是那些勝利的時刻，而是“絕地中的堅持”。抗戰期間，裝備和物資匱乏，他所在的班有幾支繳獲的“三八大蓋”步槍，已經算是條件好的“尖刀班”，“所以干啥都叫我們沖在前面”。打過的子彈殼不能丟了，撿回來砸掉后面的蓋子，裝入火柴頭上刮下來的白磷，還能二次利用。
20世紀40年代，新四軍在淮陰和淮安戰役中繳獲日軍武器。（資料照片）
后來，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他去尸橫遍地的敵方陣地扒拉出鋼盔和大米，讓斷糧多天的戰士們煮飯。“剛生上火，敵人看見冒煙，一發炮彈打過來了。有人說，抗美援朝是一把炒米一把雪，這都是好的，有干有稀嘛！就怕有雪沒炒米。”他右腿上那道一指長的傷疤，就是在朝鮮留下的。手術期間沒有麻藥，“差點殘廢”。
“打仗時間長了，很多事情其實都無所謂了。有時候戰友見了面，互相問一句你還活著啊？就感覺挺好，挺高興。”
當然，有一些事是谷應魁始終放不下的，比如訓練。他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卻清晰記得故去的戰友和慘痛的傷亡。“戰場上光有熱情不行。”判斷戰機、利用地形、突破敵人，甚至滾下墻時怎樣不受傷，都有學問。尤其是裝備不足時，加強訓練才能減少傷亡。所以當上指戰員后，他一有機會就做整訓，“一天閑不了”。
1978年夏天，谷應魁查勘演習地點。
童年時，因為家里窮，谷應魁沒有機會上學。在部隊，他學會了識字、讀書，還到軍政大學深造。老伴兒記得，谷應魁有很多筆記本，上面都是用工整的小字記錄的戰略戰術。
讓谷應魁欣慰的是，“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的年代已經遠去。“我們有一定實力，但是不宣揚。”抗戰勝利80年來，他見證中國有了海軍、空軍，有了原子彈、氫彈，現在又有了專司導彈的火箭軍。他和年輕人一樣期待著9月3日勝利日閱兵式的直播，要看看有哪些新的國之重器。
“您有話想對老戰友說嗎？”
“說不好聽的，老戰友們基本都不在了。”谷應魁擺擺手，似乎在說，他們無法再聽到，所以，話就放在心里，不必講。
采訪結束，谷應魁才透露，兩天前，他的白內障突然加重，影響了視力。我們相隔不到半米，但他只能看到一團模糊的影子——他從頭到尾目光灼灼，只是一位軍人本能的堅持。
“小同志，希望你順利完成任務。”臨別前，谷應魁說。《環球人物》記者覺得，這是一份面對面的祝福，更是身經百戰的功勛前輩對年輕一代的鄭重囑托與殷切期望。會的，我們會的！我們謹以這組報道銘記你們親手打贏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榮光，銘記你們為中華民族贏得的和平與安寧，銘記你們為我們今日的繁榮美好和偉大復興所奠定的一切。
“老英雄，我們一定會完成好新的任務！”
（感謝遼寧省大連軍分區、中共大連市委宣傳部對本篇報道的大力支持。）
責任編輯：邱小宸谷應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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