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當美國記者海倫·福斯特第一次見到她敬仰已久的埃德加·斯諾時，心中不免有一點失望：她原以為這位聲名顯赫的記者會是一位勇敢、強壯的環球冒險家。然而，她見到的卻是一名身體瘦弱、面色蒼白的青年。
但很快，福斯特就喜歡上了這個小伙子：“他的‘自負’并不靠漂亮的衣裝和裝腔作勢的第一印象來襯托，而是源自他的才華與心中悸動的冒險精神。”一年多后，她便接受了斯諾的求婚。
美國埃德加·斯諾紀念基金會主席西德尼·伍德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時笑著說：“有時，我們容易給‘斯諾’這個名字放上太多壓力。歸根到底，他是一個幽默真誠、才華橫溢、很好相處、充滿愛心的人。”
2025年是斯諾誕辰120周年。這位懷揣冒險夢的美國青年，究竟是如何在抗戰烽火中成為“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的？
從不循規蹈矩
1928年2月，年僅23歲的斯諾乘坐開往中國的遠洋輪船“拉德諾”號，開啟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臨行前，他給家人留了一封信，信中寫道：“這一成不變的生活讓我深感壓抑，我的青春和生命正悄然流逝……對我來說，此刻的幸福就是：旅行！冒險！體驗！”
1928年，斯諾乘坐“拉德諾”號輪船來到上海。
對于斯諾的突然決定，父母并未感到驚訝，畢竟斯諾從小就不是個循規蹈矩的孩子。14歲時，他瞞著家人，從密蘇里州坐車去2000多公里外的加利福尼亞州玩。回程時，他已經買不起車票，于是決定“流浪”回家。一路上，他打零工，扒火車，與許多工人和流浪者結為好友。多年后，斯諾動情地寫道：“我早年的‘遨游’對我未來生活的影響，比我接受的所有正規教育都要大。”
但斯諾并不是個“野孩子”：他博覽群書，成績優異，考入了美國頂尖的密蘇里大學新聞系。可一年后，他覺得自己不適合“象牙塔”，便偷偷退學，到紐約闖蕩。
1927年，在廣告公司工作的斯諾靠著敏銳的投資嗅覺，從股市賺到一筆不小的財富。他的心又悸動起來，正如他所寫：“加爾各答、上海、麥加……當這些城市的歌聲在我腦海中回響時，我又怎能專注于眼前這些毫無生氣的職責。”
早已厭倦辦公室生活的斯諾馬上決定：用這筆錢進行一次環球旅行。他迅速辭職，給家人寄出告別信后前往首個目的地——上海。經過幾個月的顛簸，斯諾終于抵達。此時，他從未想過，自己的人生將與這片土地緊密相連。
意外成為記者
來到上海，斯諾立刻聯系了學長——《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鮑威爾。原本，他只打算在上海待6周，但鮑威爾很快看到了斯諾的新聞才能，極力勸說他留在中國工作。此時的斯諾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便答應鮑威爾留下來，成為一名記者。
年輕的斯諾對中國民眾的生活充滿好奇，對橫行霸道的殖民者嗤之以鼻。入職不久，他便發表文章《在上海的美國人》，諷刺那些憑著“治外法權”在上海為所欲為的美國人。
1929年7月，斯諾在綏遠采訪時，遇上大規模饑荒。當地民眾的生存慘況令他震撼不已。他記錄道：“我看到一個光著身子、骨瘦如柴的小孩，由于吃樹葉和鋸末充饑，肚子脹得像只氣球。他使勁搖著父親的尸體，想要喚醒父親。”然而，當地官員對饑荒無所作為，地主們竟靠囤積居奇和土地兼并變得更加富有。這讓斯諾義憤填膺。
對綏遠饑荒的報道成為斯諾在華新聞生涯的轉折點之一：他意識到，光靠國際援助，無法改變中國人民的生活，中國需要一條嶄新的道路。
“快活”的蘇區
九一八事變后，斯諾積極向世界全方位展現中國的抗日斗爭。為揭露真相，他深入東北地區采訪，將所見所聞發表在《遠東前線》一書中。該書在美國暢銷一時，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
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布《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斯諾敏銳地察覺到，中國抗戰的局勢會出現巨大變化，并萌生了前往陜北蘇區采訪的想法。
由于國民黨對蘇區的信息封鎖，外部很難了解蘇區的真實情況。斯諾下定決心去蘇區一探究竟，“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
20世紀30年代，斯諾（左）和宋慶齡在交流。
1936年6月3日，在宋慶齡的安排下，斯諾啟程前往蘇區。經過數天跋涉后，他成功抵達延安，成為第一位來到蘇區采訪的外國記者。很快，他就發現延安有一個顯著特點——“快活”。
斯諾在其所著的《紅星照耀中國》（原中譯本名為《西行漫記》）一書中，著重記錄了蘇區軍民的歌聲：“他們在路上幾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無窮無盡……只要有一個人什么時候勁兒來了，或者想到了一首合適的歌，他就突然唱起來，指揮員和戰士們都跟著唱。”他還寫道：“在我看來，他們相當快活，也許是我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
來延安前，斯諾曾多次披露國統區的兒童販賣與虐待現象。與之相比，蘇區兒童則身體健康，并有機會接受教育。他還記錄了在蘇區的一件趣事：吃飯時，他對一名“紅小鬼”招呼道“喂，給我們拿點冷水來”，結果被無視了。一旁的李克農笑著提醒他：“你可以叫他‘小鬼’，也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不能叫他‘喂’。”斯諾這才恍然大悟，對端來冷水的“紅小鬼”道謝：“謝謝你——同志。”之后，他寫道：“我從來沒有在中國兒童中看到過這樣高度的個人自尊。”
蘇區的農民也給斯諾留下了深刻印象。許多農民都積極參加紅軍，并驕傲地將蘇區政府稱為“我們的政府”，將紅軍稱為“我們的軍隊”。在延安的經歷讓斯諾明白：中國農民并不是只懂得逆來順受。“只要有方法，有組織，有領導，有可行的綱領，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們是會斗爭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
在蘇區期間，斯諾獲得了采訪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珍貴機會。他們坦誠、真實，讓斯諾更加堅定地認為，中國革命“不僅一定會繼續成長，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終于會獲得勝利”。
1939年，陜西延安，斯諾第二次采訪毛澤東。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倫敦出版，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革命根據地的真實情況。受此書影響，許多國際主義者紛紛來華支援抗戰。
1938年，毛澤東在接受德國記者采訪時表達了對斯諾的感謝：“當我們被整個世界遺忘的時候，只有斯諾來到這里來認識我們，并把這兒的事情告訴外面的世界。所以，我們將永遠記住斯諾對中國的巨大幫助。”
“我熱愛中國！”
離開延安后，斯諾以更大的熱情和信心投入到支援中國抗戰中。1937年末，隨著我國工業比較集中的沿海城市相繼淪陷，中國的工業品短缺問題日益突出。斯諾與多名友人聯合發起了“工業合作運動”（以下簡稱工合運動），推動建立工業合作社，保障中國工業的生存。
工合運動很快獲得包括宋慶齡在內的眾多海內外人士的鼎力支持。1938年，中國促進工業合作社籌備委員會成立，斯諾擔任理事。次年，他在《西北工合第一年度工作報告》中強調，中國已進入全面抗戰階段，工合“是支援長期抗戰的經濟堡壘，是有力的教育宣傳組織，也是發展民族經濟的有效途徑”。
不久后，“工合”也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面旗幟。曾參與援華的美國軍官埃文斯·卡爾遜就將“工合（Gong-Ho）”作為其建立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二突擊營的口號。該營之后在太平洋戰場上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1941年，因批評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斯諾的采訪權被取消，被迫返回美國。第二年，他獲得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接見。據斯諾回憶，羅斯福開門見山地跟他說，自己是讀過《紅星照耀中國》后才認識的他，并向他了解了中國抗戰的情況。斯諾也借此機會勸說羅斯福廢除美國在華“治外法權”，獲得了羅斯福的積極響應。
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然而，受冷戰影響，斯諾在美國遭到迫害，被迫遷居瑞士日內瓦。1972年2月15日，斯諾去世。根據遺囑，他的一半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在生命的盡頭，他用盡最后的力量說出了5個字：“我熱愛中國！”
但斯諾的故事遠未結束：1974年，他的友人在其故鄉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創建埃德加·斯諾紀念基金會。之后的幾十年里，該基金會為中美兩國文化、教育與經濟交流作出巨大貢獻。
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時，埃德加·斯諾紀念基金會前主席德維恩·威廉姆斯動情地表示：“我們（基金會）就是斯諾的遺產。過去幾十年里，斯諾的身份早已從一名新聞工作者升華為一名美中歷史的見證人和記錄者。未來，他的故事也將繼續成為團結美中兩國人民的紐帶。”
責任編輯：邱小宸埃德加·斯諾,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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