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最后的記憶里，珍·古道爾（Jane Goodall）仍是那個自己推著行李、輾轉于世界各地演講的樸素老人。
盡管她比前些年衰老了一些，但熟悉她的人，仍然能從她的利落的腳步中確認出她身上從未改變過的熱情與親切。
當地時間10月1日，著名靈長類動物學家、環保主義者珍·古道爾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與世長辭，享年91歲。珍·古道爾研究所證實了這一消息，并公布她是在參加美國巡回演講期間因自然原因去世。聲明中還寫道：“古道爾博士作為動物行為學家的發現徹底改變了科學。她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自然世界保護和修復倡導者。”
她從未將自己置于自然之前，而是選擇與自然融為一體。她的影響不僅在科學，人們跟隨著她的腳步，去行動，去改變……
九十歲的行者
2024年年底，珍·古道爾到訪中國。在許多人記憶中，與珍·古道爾的最后一次會面，她依然展現著驚人的熱情和旺盛的精力。
銀杏基金會秘書長、自然之友理事張伯駒在那幾天最后一次見到她。從他19歲在北方交通大學（現北京交通大學）第一次見到近70歲的她，到目睹她九十高齡的身影，歲月的痕跡清晰可見——“駝背、聽力下降，語速和行動都比前些年慢了一些。”
但有些東西未曾改變。90歲的珍·古道爾依然腿腳利落，落地北京后馬不停蹄參加各種活動，都沒來得及吃午餐。時間雖然緊迫，她依然盡可能地與每個孩子和青年人交談，努力傾聽他們的表達，給予他們認可和鼓勵，并與他們合影。“孩子和老師們都很激動，一如當年的我們。”張伯駒回憶道，這一幕與2003年他初見她時并無二致。
張伯駒還記得，某天活動的尾聲，工作人員護送著珍·古道爾準備上車時，仍有人沖過來請求簽名。她依然接過筆，滿足這位“粉絲”的愿望，遞回了一張帶有名字的“to簽”。張伯駒既敬佩又心疼，“時間真的太晚了，但對于一個年輕的孩子來說，受到珍·古道爾的鼓舞，會是非常難忘的回憶。”
國家動物博物館首席科普專家孫忻對去年見到珍·古道爾時的場景同樣記憶猶新。他印象最深的是，這位在圈內屬于“偶像級”存在的人物，出行配置卻極為樸素。“90歲的老人自己拿行李、拎包，沒有他人的幫助。”身邊沒有前呼后擁的助理團隊，只有一位攝影師陪同，“這是她一貫的風格，生活非常樸素，讓人特別敬佩。”
自然之友·蓋婭自然學校校長張赫赫是在新冠疫情前最后一次見到珍·古道爾。她也感受到了時光在老人身上留下的印記，但更深刻地感受到：“她作為社會活動家的力量還在。”在一個小范圍的聚會上，珍·古道爾向朋友們分享她的緊迫感——她的行程表永遠是滿的，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她希望去影響更多人，讓人們知道地球面臨的問題已刻不容緩。“因為她覺得地球沒有多少時間能讓我們去等了”。這種近乎使命般的驅動力，支撐著她在耄耋之年仍以每年300天的強度在全球奔波。
珍·古道爾曾在傳記中描述過自己的日程，7個星期，“我總共到了27座城市，上下32次飛機（而且在飛機上還要處理大量積壓的文字工作），做了71場學術報告，直接聽眾達32500人。此外，我還接受了170次媒體采訪，參加了許多業務會議、午宴、晚宴，甚至還有早餐宴。我所有外出講學的日程安排也幾乎都這么密集。”
一位女性給黑猩猩起有趣的名字
珍·古道爾1934年4月3日出生于倫敦，兒時就展現出對自然的熱愛。她的臥室里曾擺滿了蠕蟲和海蝸牛，直到母親萬妮告訴她，如果不把它們放回自然，它們就會死掉，她才將它們送回。
大約5歲時，她對生命奧秘的好奇心驅使她一連幾個小時躲在黑暗的雞舍里，只為觀察小雞下蛋的過程。她完全沒注意到家人正在瘋狂地尋找她。當她最終帶著這個令人興奮的消息跑出來時，母親沒有責罵，而是耐心地傾聽了她人生中第一次“科學觀察”的報告。
母親給了她重要的支持與引導。珍·古道爾曾形容母親：“不僅不干涉我對大自然和動物的喜愛，而且還鼓勵我。更重要的是，她還教導我要相信自己。”她給古道爾買了《杜立德醫生的故事》和《泰山》等關于動物與冒險的書籍。年幼的珍·古道爾被泰山的世界迷住，甚至堅持要在樹上做作業。
“我瘋狂地愛上了叢林之王。”她在1999年的回憶錄《希望的理由》中寫道，“正是幻想著和泰山一起在森林里的生活，讓我下定決心要去非洲，和動物們一起生活，并寫一些關于它們的書。”
盡管未能進入大學，但她從未放棄非洲之夢。1957年，她終于抵達肯尼亞，并見到了著名古人類學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并擔任了他的秘書。利基賞識她的耐心與對動物的熱愛，1960年夏天，在利基的幫助下，26歲的珍·古道爾走進了坦桑尼亞的貢貝河保護區。
抵達貢貝不到一年，古道爾就獲得了黑猩猩們的友善對待。在第二年年底，一只她命名為“灰胡子大衛”（David Greybeard）的黑猩猩，第一個允許她進行身體接觸。她輕輕地撫摸了它，并為它梳理了整整一分鐘的毛發。古道爾在1971年出版的《人類的陰影下》（In the Shadow of Man）一書中寫道，“對于一只在野外長大的成年雄性黑猩猩來說，容忍與人類的身體接觸是一份值得珍惜的圣誕禮物。”
她的研究也包括大量的黑猩猩行為觀察，包括禮儀（例如請求別人輕拍臀部以示順從）以及性生活。她觀察弗洛（Flo）——一只年紀較大的雌性黑猩猩，有著球狀的鼻子和一群追求者，直到40多歲還在生兒育女。
這些發現讓她聲名鵲起。1960年10月的一個雨天，她觀察到“灰胡子大衛”坐在一個白蟻丘旁，小心翼翼地把一根草莖塞進洞里，然后又抽出來，塞進嘴里。等它離開后，珍·古道爾上前查看，模仿著將草莖插入拔出，發現上面爬滿了白蟻。
黑猩猩會使用工具。這一發現顛覆了“人類是唯一會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動物”。當她將報告發給利基時，他回復道：“我們現在必須重新定義人類，重新定義工具，或者接受黑猩猩是人類！” 這篇論文于1964年發表在《自然》雜志上。
她也因此進入劍橋大學攻讀動物行為學博士學位。1965年，她成為劍橋大學歷史上第八位未獲得學士學位就直接獲得博士學位的人。
20世紀70年代中期，她和她的團隊記錄到貢貝黑猩猩群體間爆發的一系列野蠻襲擊，最終演變成她所稱的“四年戰爭”。一群來自卡薩克拉山谷的雄性黑猩猩，系統性地攻擊、殺死鄰近群體中的雄性，并征服其雌性，幾乎摧毀了整個群體。這些觀察打破了黑猩猩是“溫和素食者”的浪漫想象，也是靈長類動物研究的轉折點，學者們開始更嚴肅地探討動物暴力的進化根源。
靈長類動物學家、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名譽教授羅伯特·西法斯（Robert M. Seyfarth）在回復新京報記者的郵件中特意提到了這一點，“珍的科學誠信一直令我印象深刻。她觀察研究對象，并誠實、公正地報告她所見所聞。雖然她最初的描述黑猩猩是平和的，但后來看到它們進行致命的攻擊時，她坦誠地報告了這一點。”
她的研究方法充滿了革命性。她堅持為研究對象黑猩猩取名字，如“Flo”“Fifi”“David Greybeard”，而非冷冰冰的編號。她記錄它們獨特的個性、復雜的社會關系、情感（包括母愛、悲傷和喜悅），甚至觀察到了它們捕獵、食肉的行為。這種做法在當時由男性主導的科學界備受質疑，被批評為“不夠客觀”“擬人化”。她第一篇論文的編輯堅持要劃掉所有提及黑猩猩的“他”或“她”，一律改用“它”。但珍·古道爾最終占了上風。
已故生物學家斯蒂芬·杰伊·古爾德曾評價科學界對古道爾的最初反應：“當我們讀到一位女性給黑猩猩起有趣的名字，然后跟隨它們進入叢林，一絲不茍地記錄它們的每一次呼嚕聲和梳理毛發的動作時，我們不愿意承認這種行為是大事。”但古道爾克服了批評，并做出了后來被古爾德稱為“西方世界最偉大的科學成就之一”的成果。
多年后，西法斯表示，珍·古道爾對動物學研究，特別是靈長類動物的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她最重要的貢獻在于關注個體——它們的差異和性格，以及相互之間的互動。她并沒有單純地把動物區分為‘雄性’‘雌性’或‘年長’‘年輕’，而是以細膩的筆觸描繪出這些群體內部令人驚嘆的差異。”
珍·古道爾研究所全球榮譽主席彼得·比羅則認為，珍·古道爾的成就眾多，若只拎出一項，反倒是對其他成就的不公。她無疑是一位開創性的科學家，在動物行為學和靈長類研究領域都是先驅。但她的人道主義工作、和平建設，以及她所認為的“以社區為中心的保護”理念下的公共倡導，同樣是里程碑式的貢獻。
“當你眼中有淚水，心中就會有彩虹”
珍·古道爾的目光并未永遠停留在貢貝的叢林。1986年，她參加了一場學術會議，意識到黑猩猩在整個非洲正面臨棲息地破壞和非法捕獵的危機。同一年，她觀看了一部關于實驗室黑猩猩遭受虐待的秘密影片，這段經歷對她的職業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她在后來的采訪中表示，這“就像親眼看見了納粹大屠殺”。之后，她將大量精力用來推廣環境保護與動物保護。
她于1977年創立的珍·古道爾研究所，成為她推動保護、研究和教育工作的核心平臺。而真正將她的理念播種到未來的，是她在1991年創立的面向全球青少年的環境教育項目——“根與芽”（Roots & Shoots）。該項目旨在鼓勵年輕人圍繞環境保護、動物保護和社區關懷開展實際行動。如今，“根與芽”已遍布全球130多個國家。
珍·古道爾于1998年首次在中國發表演講。一年后，“根與芽”項目在北京和上海設立辦公室，她幾乎每年都會來中國，推動青年主導的環保行動。
張伯駒正是“根與芽”在中國最早的參與者與推動者之一。他從小喜愛生物，入學后便加入了學校的環保社團，并牽頭建立了交大的“根與芽”小組。2003年，他了解到珍·古道爾每年都會來中國，并會挑選學校舉辦“根與芽日”活動。他直接敲開了校長室的門，并成功將北方交通大學作為當年珍·古道爾來華的重要一站。
活動當天，珍·古道爾的到來吸引了周邊高校不少環保學生社團，看著在交大體育館里演講的珍·古道爾，學生們都很激動，有些人流下眼淚。珍·古道爾安慰他們，“當你眼中有淚水，心中就會有彩虹。”
張赫赫也在當天的活動現場，她記得，演講結束后，珍·古道爾還參觀了學生們設置的環保攤位。現場有很多攤位，張赫赫聽到古道爾身邊的工作人員在提醒，是不是該休息了，但古道爾一直轉完了每一個攤位。
張赫赫一開始沒確定自己能和古道爾有一對一的對話，但古道爾走到了她的攤位前，她向古道爾表達了自己的敬意，還將古道爾的傳記《希望的理由：古道爾的精神之旅》拿出來，告訴她，她的個人傳記給自己帶來了很大影響。古道爾為她簽了名。
張伯駒還記得，當天活動中午，珍·古道爾還特意留下與大約二十名志愿者進行了一場小型對話會。她分享了世界各地的環保行動，并耐心傾聽每一位學生分享“芝麻大的事情”：無論是物資回收、社區宣傳，還是動物園的豐容項目。她視每一個年輕人的行動為值得鼓勵的“行動”。
一個細節讓他銘記至今：一位同學分享他們向社區講課的經驗，珍·古道爾問，“你們只是講，有沒有聽他們怎么說？”這個問題促使張伯駒反思，環保行動不僅是高高在上的宣講，更是“傾聽”與“學習”。
從那之后，只要珍·古道爾來北京，張伯駒大多會參與相關活動。他將自己和這群志愿者伙伴稱為“快樂的根與芽”，認為珍·古道爾感染了他們，讓從事環保公益、熱愛自然成為一件美好而快樂的事情。
永遠將地球與自然放在自己前面
珍·古道爾留給世界的，不僅是科學的遺產、保護的成果，更是一種活法的示范——人可以如何追隨內心的熱情，并將之轉化為持久改變世界的力量。
彼得·比羅告訴新京報記者，她相信“希望的理由”，這與樂觀主義不同。樂觀主義僅僅指一種預期，無論是否有根據，都相信美好的事情會發生。而希望則表達了這樣一種信念：“我們能夠憑借勇氣、智慧、善良和創造力，促成美好的事情發生。珍·古道爾的精神遺產應該體現在，我們致力于踐行她對希望的信念。”
張伯駒在總結珍·古道爾對他職業生涯的影響時，強調了一個關鍵詞：“熱情”。他認為，珍·古道爾始終追隨自己的熱情前行，這種榜樣的力量遠勝于言語說教。“她讓我覺得，人可以這樣活著，遵循內心的熱情去行動。”這種影響讓他在大學畢業后選擇投身環保公益時，心態是“基于熱愛和快樂”，而非沉重的責任或對破壞者的痛恨。“這種基于愛和熱情的方式更能持久，并且能滋養自己和身邊的人。”
張伯駒曾在與珍·古道爾工作時見證她對動物由衷的喜愛。某次活動的短暫間隙，有工作人員將搜救犬帶入休息室，“她立刻站起來，過去和狗玩耍。”張伯駒說，“那個時刻她流露出的快樂是全然發自內心、毫不做作的。”
張伯駒也記得十多年前珍·古道爾到他的中學母校北大附中演講，他陪同自然之友創始人梁從誡老師和夫人前去。他記得雙方的交談，“梁夫人關切珍別太累，但珍說，旅行就是她的生活，不旅行才會累。”
張赫赫則從另一個角度感受到珍·古道爾的深遠影響。她本科就讀生物教育專業，學生時代就聽過古道爾的故事。古道爾為黑猩猩取名字，“非常勇敢地平等地對待她的研究對象，而不是把它們當作可以隨便操作的課題”，以及后來她堅持動物福利的理念，都對張赫赫產生了深刻影響。“這最終指向我們如何跟地球聯結，認識我們在生命系統中應該處在什么樣的位置，”張赫赫說，“人不是金字塔尖凌駕于萬物之上的靈長，我們在生命系統中與其他生命無異，也是普通的一分子。”
珍·古道爾吃素食，且飯量很小，雖然沒有與古道爾直接交流過這個問題，但張赫赫總覺得，古道爾的這一切完全是自然而然，“她不是苦行僧般的克制，而是她的需求就是這么多，被滿足了就可以了。”
這種平等與簡樸的理念，也貫穿于珍·古道爾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服裝設計師馬可曾回憶，2024年底珍·古道爾來訪時，向她展示了自己穿了15年的褲子和穿了約20年的上衣，上衣上還有一個被小狗咬破后由妹妹修補好的洞。“我會照顧我的衣服，我不會扔掉它們……我很想成為一只有毛的動物，這樣我就不用穿衣服了。”她這樣對馬可說。
張赫赫在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見到珍·古道爾，那時她大學畢業沒多久，在北京保利劇院聽古道爾的演講，一開場，古道爾向聽眾們展示小猴子布偶，然后用黑猩猩的方式向大家打招呼。許多年來，古道爾一直用這種方式拉近與觀眾的距離。
張赫赫的家中一直擺放著一個彩色相框，里面是多年前珍·古道爾在國內演講的照片。前幾年她供職的自然之友搬家，她將這張照片帶回家中，“就當作對自己的鼓舞。”
張赫赫很多次看過珍·古道爾的照片，照片中的古道爾與黑猩猩親吻、站在遼闊無際的熱帶雨林前。她想，很多人都將古道爾視為精神領袖，但照片里的古道爾從來不是站在熱帶雨林前自帶光環的角色，“她和熱帶雨林融為一體，她希望大家看到的是這片雨林、這個地球，熱帶雨林不是為了襯托她領袖光環的背景，她永遠將地球與自然放在自己前面。”
責任編輯：高瑋怡珍·古道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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